铜鼓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历史文物。从公元前7世纪产生起，流传至今已有2600多年，分布于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四川等8个省（市、自治区），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覆盖了一大片民族成份相当复杂的土地。研究铜鼓，无异于研究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意义。
　　如果从19世纪下半叶算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铜鼓已有一个多世纪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产生过不少专门研究家，他们的论著为研究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古代民族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蒋廷瑜先生新著《古代铜鼓通论》是20世纪这类著作中的最后一部。作为“考古文物通论”系列化专著之一，已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古代铜鼓通论》根据通论著作的要求，对有关铜鼓的基本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它包含了铜鼓的记载、收藏、起源、分布、类型、年代、族属、用途、铸造工艺、装饰工艺、及其反映的音乐、舞蹈等内容，囊括了铜鼓研究的各个方面。资料丰富、翔实，论述周到、具体，诚为20世纪研究铜鼓的集成之作。
　　作者长期在铜鼓集中的地区工作，在收藏铜鼓最富的博物馆任馆长，并兼任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工作的便利，使他极易接触众多的铜鼓，与各方面研究铜鼓的专家交流，及时掌握铜鼓研究的最新信息。早在1982年，他就出版了《铜鼓史话》一书，成为许多青年学者研究铜鼓的入门向导。1988年出版《铜鼓艺术研究》，从艺术学、美学方面开拓了铜鼓研究的新领域。后来又与他人合著了《北流型铜鼓探秘》，合编了《广西铜鼓图录》等书，成为当代研究铜鼓造诣最深的知名学者之一。这本通论与他以前的著作相比，扩大了论述范围，补充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见解，更加全面和系统。它不但吸收了古代文献和民间传说对铜鼓的记述，而且还吸收了音乐、美术、舞蹈、冶金、物理、化学等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除了探讨传统课题以外，还开辟了铜鼓装饰艺术、音乐性能、矿料来源、铸造工艺等新的研究课题，使铜鼓真正成分研究相关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关于铜鼓的分类，本书沿用了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铜鼓》的分类法，分别名之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等，但在论述中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以前的著作都认为黑格尔时代还没有发现过万家坝型铜鼓，本书作者在对黑格尔《东南亚古代金属鼓》深入研究之后，第一次指出黑格尔时代已出露过万家坝型铜鼓，那就是“东京盖列特Ⅱ号”鼓。因为当时仅知此一例，黑格尔没法将它归类，只在介绍完第Ⅳ型铜鼓之后，作为“奇特铜鼓”单独介绍，没有引起后来学者的注意。关于石寨型铜鼓，作者根据中、日、越三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把它细分为石寨山系和东山系两个系统，分别论述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各自的发展序列。自3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学者把越南芒族地区出土和使用的铜鼓归入黑格尔Ⅱ型鼓，本书则辩明，这类铜鼓与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Ⅱ型鼓是有很大区别的。黑格尔Ⅱ型鼓是后来中国学者称之为“粤式铜鼓”的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分布于中国广西、广东交界的云开大山区；越南芒族铜鼓不但形制、纹饰与这些铜鼓不同，而且年代很晚，常见于16、17世纪的朗官宗族墓中，至今在芒族现实生活中还在使用，完全是另一个类型。根据日本学者的意见，只能把它称为“类黑格尔Ⅱ型”鼓。
　　本书另一个特点是充分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和民族调查资料。自20年代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土铜鼓以来，50年代以后又相继在中国云南、贵州、广西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为数不少的铜鼓。这些考古发掘品比起传世铜鼓来不但地点明确，文化层位清楚，而且有大量伴出的共存物，通过碳14测定年代和根据共存器物已知的年代知识，可以对这些铜鼓的入土年代作出准确的判断，为断定同类传世铜鼓的年代和分布地域提供了可靠的标尺。本书在讨论各类型铜鼓的年代、分布、族属时，都尽量以考古发掘品作依据，因而使论证确凿有力。本书把铜鼓作为民族历史文物中的一种“活化石”来研究，特别重视现代民族使用铜鼓的民族学调查资料，书中大量引用了壮、布依、水、侗、瑶、苗、彝、佤等民族中还“活着”的使用铜鼓、保存铜鼓习俗的资料，其中有的是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亲见亲闻，娓娓道来，倍感真切，为破译古代铜鼓的社会功能、使用方法、保藏方式之谜，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还需称道的是，本书用一整章回顾了一个多世纪铜鼓研究的历程，对不同国籍、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学者和他们的论著，作出科学、公正的评述，各种观点，兼容并蓄，向读者展示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铜鼓研究也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客观进程，面向新世纪，预示着铜鼓研究这个千古常青的话题还将继续演绎下去。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1999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