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结构的研究始终与社会史研究紧密相联。封建社会的阶级是“等级的阶级”（列宁语）。阶级是按经济地位划分的，等级的划分则既取决于经济地位，同时也取决于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
　　明代处于中国传统社会晚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旧的等级制度产生了变化，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加强，传统等级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切都构成了明代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
　　明朝建立之初集大成体现了中国等级社会的诸多特征。以皇帝为核心的皇室、外戚与功臣勋贵组成的贵族集团是新朝的最高统治者。代表皇帝并体现皇权统治的则是一大批等级分明的官僚。基层社会由缙绅地主（即有身份地主）、无身份地主、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居民及军士、军馀等构成社会的主体。明初自耕农民空前增加，洪武末年田盈七顷户占全国统计户数的0.15％。科举考试的文官选任制度，在宣德年确立，增加了等级的可变因素。血缘贵族等级制度变化为血缘贵族与官僚等级制度。等级身份成为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的主体。
　　明代中期，这种传统化情形发生变化，构成明代社会结构更为主要的特征。这一特征是前所未有的。其原因首先是商品生产发展。从成化年间起，官僚队伍中混入大批三教九流之辈，以传奉授官形式占居高位。旧有的等级社会受到冲击。武宗即位，这种变化愈加不可收拾。明人把正德嘉靖前后作为这种变化的转折时期。社会表象是竞奢之风，内涵是商品化发展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等级社会开始发生动摇，隆庆万历间经济发达的苏松地区尤为明显。徽州地区，商人地位明显提高。明中叶后，旧体制内部结构被自身破坏，商业发展吸引了更多的人经商，加剧对旧体制的破坏。隆庆万历以后传统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经济日趋繁荣。这是体制转换的必然，在明中叶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突出。这种变化明显表现在社会上层，即剥削者当中商人地位的提高。明代中叶以后，旧的等级观念发生改变，明朝开始进入半等级社会。
　　此后社会各个阶级表现出半等级社会的特征有：
　　第一，明中叶以后勋臣皇亲几乎都成为大商人，他们所凭借的主要不是商业资本，而是政治特权，获得的不是商业利润，而是豪夺的财富。
　　第二，成化时，官僚集团成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势力，乡官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官僚关系网成为左右朝廷和地方政治的力量。官僚集团一方面是国家机器的执行者，担负平衡社会矛盾的作用；一方面以身份地主的面目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破坏社会平衡的势力。内阁首辅制度出现后，官僚内部的政治斗争表现为党争，即使相对开明的党人，也从未有过改变社会政治体制的主张，仅有时会体现出维护士农工商利益的要求。官僚党争葬送了官僚政体。另一方面，以金钱与特权交换的捐纳授官，使中产以上富人不通过考试进入官僚体系，破坏了官僚政体维系的社会等级。
　　第三，农民是社会结构的主体，社会构成的主要体现是农村的阶级对立。农民指没有任何特权身份的农业生产者，包括佃农、自耕农、富裕农民、中小地主、无身份大地主和部分商业地主。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身份地主，即贵族和官僚地主，以及地位低下的雇工和奴仆。明初鼓励耕垦的政策，前期造就大批自耕农，后期造就大批国家佃户。明初农村社会阶级结构，形成以有田地农户为主体的特征。北方农民勉强维持生活，正统年间流亡严重。南方自然条件不同，农民生活明显好于北方，但下层农民承担大量重赋。中叶以后，农村贫富差距扩大，地主兼并大量土地，租佃关系恶化。农村阶级对立激化的表现是反抗田主和官府征敛的民变与起义增多。另一方面，为寻求保护和逃避国家徭役苛索，下层农民在土地兼并中，将田地和自己的人身“投献”到缙绅之家，成为家奴。“投献”在万历天启间达到高峰。晚明“奴变”不断，融入了明末农民起义战争。
　　第四，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一批脱离乡村而没有成为政治统治中心的城镇兴起，打破了旧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城镇。城镇的阶级结构由于阶层、行业以及城镇的不同类型而有所区别。从明初到弘治是城镇发展前期，作为全国乃至地方统治中心的城镇主要发挥政治控制功能。军事型城镇多处于边塞或内地的军事要地。永乐以后，沿运河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商品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工商型城镇。明初城镇社会构成中最突出的是国家控制机能，表现出等级社会的特征。南北两京中的富户，社会地位不断迁化，有的经商，有的加入官僚集团。城市经济生活主要依赖于商品交换，商人成为最为活跃的阶层。大量的城市平民，是城市人口的主体。他们的劳动构成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构成最下层社会的是无业游民、娼妓、乞丐等。明前期，城镇居民统一编户，阶级结构相对简单。
　　明中叶以后，城市中不事生产的消费者、寄生者大量增加，为商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旧的社会等级受到挑战，金钱成为决定社会地位主要因素。富商大贾与官员共同构成城市的上层社会，城镇劳动者构成城镇居民的主要部分。城镇行业的复杂决定了社会构成必然复杂。独立而特殊的群体是商人。明初抑商，“开中法”使北方盐商得到发展。弘治五年（1492）的叶淇变法，改输粟到边防为输银到官府，商人从此开始新的经营。十大商帮中有九个是在成化弘治间兴起。商帮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地域和血缘纽带关系。商人需要进一步取得政治地位，以保证自身利益，于是，官商结合成为必然途径。商人结交官员，以作为经商的保障。这在晋商和徽商中表现突出。另一方面，官僚开始经营工商业。商人攀附官府，但在真实利益和感情上，则更接近城市居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商人与商业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社会结构，打破了旧的等级界限，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近代化的萌动。但商人无法从根本上成为政治上独立的群体。明中后期的城镇，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城市化的自身特征：政治型城镇的工商化。
　　（原文约3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