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功能在于阐述孔学。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孔学的权威性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原有的地位、作用必定要随着改变。问题只在如何改变。近代经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从正反两方面瓜葛相连。今文学同维新运动联系在一起，古文学同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对经学封建意识形态的特性，要看到它的封建正统性，也要看到它的民族文化特殊性。排除封建文化里面的民族性内容，对于今文学、古文学各自暂时与历史进步运动发生联系的事实就无法解释。
　　近代经学在很大程度上所作的是破除旧思想桎梏的工作。它的鼓吹宣讲，出乎意料之外的正是自我揭发，自我否定。一切外部学说，谁也不能代替经学自身的揭发来做到这一点。自我否定，同时也就取得了自我存在的价值。
　　近代经学中朦胧出现了民权、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字眼，众口喧腾。今文经学在维新运动时所以引起了轰动，不能脱离其中加进了民权、平等思想。古文经学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受到一些人的注意，不能离开其中汲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近代经学多少存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矛盾，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其所以出现那种矛盾，无非是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种特有的时代环境、社会矛盾。事物矛盾的两面，有占主导地位的一面，有不占主导地位的一面。近代经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孔学名教和它的整个体系，而非民权、平等那些观念。民权、平等观念出现，给争论火上加油，带来了爆炸性的效应，但它根本谈不上与封建意识形态相匹敌。
　　孔子学说的基本内容，一面是现实精神，一面是复古主义，自我封闭。孔学的这种性格，是近代今文学与古文学来自基因的共同的性格。从龚自珍、魏源起，已经开始把原始孔学的现实精神显示出来。维新运动中的今文派、辛亥革命前的古文派，进一步发挥出了这个长处。它们一个倡言“改制”“开新”，一个高扬“排满”“革命”。它们都不是徒托空言，都与一定范围的群众性活动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在一转眼间，今文学与古文学又都转而宣传复古主义、封闭思想。他们的提法不同，在对待孔学、对待社会现实上倒退，则没有两样。复古思想，自我封闭，是孔学体系中极大消极因素。
　　东、西汉经学道不同，不相为谋。这连及到近代经学两派的不同性格。西汉今文学思想比较开放。“夷狄”可以渐进为中国，中国可以变为“新夷狄”。界线只在是否遵行“先王之道”。“夷狄”与“中国人”的区分，不是肤色外貌，而是文化。用文化区分“中国”还是“夷狄”的认识，有益于中国民族融合。它的一个大弊病，是宣传神学，求助于超自然的神性来解说社会生活秩序。今文学的这种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孔学本来的面目。近代今文学充分发挥西汉今文学的开放思想，也接受其中的神秘性，不分青红皂白。它根据近代社会的环境现实，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孔学面貌。东汉古文经学缺少哲学思想。它寻求了解孔学原意，考证典章制度，训诂文字，目的是恢复孔学原貌。到了末流，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近代古文学保持东汉和清代朴学传统，没有涂改孔子形象，政治态度因内部派系而异，或者拥清，或者反满。原始孔学中没有神与宗教的地位，对中国主流文化的演进，影响很大。前代与近代古文学都保持这种性格。
　　经学从历史舞台退出，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显得空寂。“五四”前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罗素亲自来到中国布道，一时引人注目。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讨论是新学说、新思想中的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都是“外来异物”。最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终于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起来了。原因是：
　　第一，中国先进分子一直指望向西方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救中国，此路不通。第二，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中国先进分子面前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应用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救中国。孙中山说：“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首先说出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前途的意义。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思想体系。它的理论深刻明晰。中国人依据自己的文化背景、现实生活，对这个思想很容易接受下来，把它作为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命运的斗争武器。第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互相联系的两个部分，一是唯物论，二是辩证法。中国传统哲学，首先是经学里面，就流传着这两者的科学要素。汉代人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和《易传》上的朴素辩证法，很能说明问题。
　　以上四条，一、二、三条主要讲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时代环境和斗争来看，第四条讲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看，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符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
　　（原文约84000字，首见于《明清论丛》第一辑，摘要：白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