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了《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之后，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怀想中，急着想告诉给别人，我知道的那志良，我知道的古物南迁。
　　说是怀想，不是追忆，是因为没有亲身经历。
　　书的作者，叫那志良，有些老北京住家的人就问我，那先生是不是旗人。我不知道。听着像，没问过那先生的家人，在故宫职员的登记名册上，写的是“京兆宛平人”。那先生1908年生人，1998年去世，活了九十岁。一辈子工作在故宫，工龄比故宫博物院的年头还略为长一点，因为入故宫时，那先生参加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文物点查工作。时间是1925年1月。10个月以后，故宫博物院才正式成立。
　　书名叫《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念起来很上口，所以没有多想，后来，有人问什么叫“典守”，一时回答不出来，查词典，没有。查“典”字的本义，其中的一种是“主其事也”，应该就是这个用意吧。
　　国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贵重物品，不是哪一人、哪一家族的财富，没有价格，无从补偿，不可有差错。所以不是看守，不是监守，而是，平时视如身体发肤，紧急关头又要高于身家性命。
　　这是那志良先生为“典守”做出的注解，用他质朴无华的文字，用他七十年的工作经历。
　　头一天到故宫上班，“回到办公室，我觉得两个脚后跟，非常地痒。同事们告诉我，可能是要生冻疮了，他们告诉我，人身的脚后跟、耳朵、手背，三处最容易生冻疮，你今天回去，赶快用温水暖脚，明天起你改穿棉鞋、棉袜，否则你若是生了冻疮，那才痛苦呢!”
　　当然，不光是冻疮的问题，也有别的，“出了这次组，也有不少的收获，是懂了不少事，例如：白地蓝花的瓷器，叫“青花瓷”；青花中又加上紫红色纹饰，叫“青花加紫”。此外，还有什么“六字款”、“四字款”、“楷款”、“篆款”，名目繁多。我参加点查一次，就学了不少，长久下去，我会有顶大的学问呢!”。
　　书中的那志良先生，那时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大男孩，有些局促，又满怀兴奋的心情。
　　万恶的日本鬼子来了，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故宫理事会决定，并报国民政府同意，开始文物南迁。1933年2月5日夜，“天黑了，警察局来了电话，说外面已经戒严了。于是车辆开始移运，一辆接一辆，陆续而行。我们这些押运人员，坐着警车，赶到车站去，准备装车。车行在路上，显得非常寂静，除了车辆之声外，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车行路线，是由北平西站出发，沿平汉线南行，到郑州后，改循陇海线东行到徐州，再沿津浦线南行到浦口。”
　　从这一天夜里，近两万箱，近百万件文物，开始了数万公里的南迁历程。历时十五年。
　　战争中的国家，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生与死常常是一刹那间的事情。
　　正和一些和尚在院中谈天的时候，一个和尚指着天空说：敌机来了，抬头一看，一群飞机，大家说：我们赶快进防空洞。你知道我们的防空洞是怎样修建的吗?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些树枝树叶。我们忙着进去，蹲在里面。就听到外面有‘砰砰’之声，我们说，这是高射炮打他们呢!
　　等到外面的声音比较沉寂了，我们走出防空洞一看，西面是一片火光，走出大慈寺一看，肩架抬着受伤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医院里去，呻吟之声，不绝于耳，又听说春熙路一带，已经炸光了，大火仍燃烧着。
　　第二天清晨起来，我们到春熙路一看，那里本是成都最繁华的地方。那一带地方，多少房子，通通没有了。有人在灰烬中找寻他们的宝贝，有人坐在那里哭，也有人茫然立在那里，不知所措。情景之凄惨，令人不忍卒睹。
　　那一批运到长沙文物80箱，才危险呢!在我们走后不久，长沙的火车站被炸了，那天，旁边的旅馆中，正有人办喜事，不但新娘新郎都遇了难，所有贺客，也一同被炸死了。那里负责人庄尚严先生可慌了，长沙被炸，岳麓山边的湖南大学也不保，我们的最重要文物藏在那里，岂不危险?他们赶快请示办法，回电叫他们赶快迁运，以贵阳为目的地。他们想尽了办法找运输工具，才找到几部车子，大半是南京逃出来的公共汽车，往西南去觅地储存了。
　　文物运输的过程，困难重重，路况差，车辆失修，甚至是天气恶劣，在本不是上路的时间被迫出发。冬季翻越秦岭，即是突出的一例。
　　车开出时，已经是落雪了，雪越来越大，他们在途中一个小村庄，停下来吃午餐时，听到说前面的山，已经塌方了，普通的车辆，还可以勉强通过，运古物的车子，怎敢冒险前进?停了一天，不敢前进，雪越发的大了，有几尺的深度，车道被雪盖住，也看不出路径来了。
　　派出送食品的车，也冒着同样的危险，“车开出不久，就看到山上山下，一片白色，路被雪盖满了，找不出车迹，车子摇摇晃晃，盲目地走，不是碰到一块大石，就是陷入一个深坑，深恐滑入山涧里去，不但司机的两只眼，瞪得圆圆地注视前方，吴、杨两位先生也时刻提醒司机，哪里有深坑，哪里有块大石，总算是托天之福，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司机所穿厚厚的衣服，一半已被汗水湿透了。路修好后，这批车才开抵汉中”。
　　翻过车，遇到过轰炸，甚至整个峨眉县城在大火中烧毁，而近百万件文物，仍然是毫发无损，冥冥中，似乎有天神在佑护一般，那先生自己也发问，都说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是真的吗？
　　我生也晚，在一个浮夸的年代，在认不全字的时候就会在作文里使用“惊天地，泣鬼神”这样的词汇，但只有在接触到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时，才真正从内心涌出了这六个字。我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因为她所经历过的苦难，因为苦难中无数像那先生这样的前辈。
　　就在历经千辛万苦佑护文物的同时，那先生却不能对自己的家人尽一点为人子、为人夫的责任。
　　我是公务人员，家中生活，全靠我每月的薪水，现在薪水汇不回去，起初，还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我的家庭，是克勤克俭的，存款还可以维持，日子久了，存款用完，就发生问题，我写信给院长，请他准我回北平。
　　他的回信来了，无论如何，我不能走，说他已写信回北平，叫张处长把他家里的东西，尽量出售，卖得钱，悉数给我家中使用，叫我安心做事……
　　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感觉只有惊讶。为了让下属安心做事，院长会有这样的安排？是书生气吗？有一点，但更多的是真诚。无论是待人、待物。俗话说，“将心比心”，院长已经这样安排自己的家事，还能中止典守的工作吗。除了尽心竭力之外，恐怕任何人也做不出其他选择。
　　那先生的父亲终于没有能再见到自己的儿子，在困苦中去世了。人死不能复生，失去父亲的痛苦是巨大的，无法挽回。但我想，马衡院长的这一份诚挚，同那先生这一份尽责尽忠，正是八年抗战能够胜利，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地方吧。
　　经过五丁关时，车子要在山上盘旋而进，我坐的是末一个车子，看到前面的车子在山上盘旋，好像是满山的汽车，非常壮观。走到明月峡时，一旁是高山，一旁是悬崖，古松连绵，甚是好看，押运古物，虽是苦事，也有他的乐趣。
　　我们走到剑阁的时候，万树丛中，远远望到栈道旧迹，顿时想起唐明皇避难到四川的事来，又想到前人曹伯启的《南乡子》词来了。我最爱他这首词，原文是
　　蜀道古来难，数日驱驰兴已阑，石栈天梯三百尺，危栏，应被旁人画里看。两握不曾干，俯瞰飞流过石滩，到晚才知身是我，平安，孤馆清灯夜更寒。
　　据那先生说，后来他终于请长于书法的欧阳道达先生写了一幅“南乡子”，挂在家里，作为对押运文物的纪念。
　　在四川期间，那先生始终没有中断求知和研究，说道成都时记载着，“这里的学风很盛，在书道街上，满是书铺子，我在一个旧书店，买到一部清瞿中溶著的《奕载堂古玉图录》。这是一本我早想要的书，总也找不到，在南京时，听说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有一本抄本，可是没有图，我马上去借抄，抄了不多，抗战军兴，图书馆把它装了箱，不再借阅了，我只抄了半本，颇觉可惜。这次买到这本，他的序文中说，他也是在国学图书馆抄的，知道有许多人想要此书，他就出资把它印出来了。这是一件很大的喜事，这书终于买到了。”
　　又说，当时有一种竹的笔筒，乍看很有意思，仔细看看，发现并不是适于雕刻的竹材，因为竹子雕刻最大的忌讳在于纹理的混乱。等等。最初，我只觉得那先生有闲情逸致，再读、三读的时候，才感觉到，爱亲人，爱山川，爱文化，才是艰苦卓绝生活中最强大最持久的力量，先贤有“爱的力量永远比恨大”的名句，或者就是这个意思？家国天下，大小虽然不同，道理是相通的。
　　抗战时，我的父亲朱家溍还没有正式参加故宫工作，只是到1944年冬季，才因临时展览被借调。但因为祖父和伯父都曾在故宫工作的关系，所以故宫的各位同事，总让父亲有种如同父兄般的亲近感。南迁的过程虽未曾亲历，却是父亲特别关注和赞叹的。他为自己的同事骄傲，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同事。所以他活着的时候，谈到南迁文物时，非常清晰，非常生动，以至于很多人误认为他是亲历者。出版《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是他托付给我的一件事，但这件事做成的时候，他已经看不见了。
　　典守国宝的经历如同一所特别的学校，造就了一代特别的人。这种特别在于，即便只是在讲述中、在阅读中接近这些典守者的过去，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变得容易检点自己，反省自己，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一点，再好一点。
　　今夜，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想念着从未谋面的那志良先生、马衡先生，想念着我的父亲，这些永远充满着爱心的前辈，这些永远值得我尊敬和引以骄傲的故宫的同事们。
　　把他们介绍给更多的人知道和记住，是我应尽的职责。因为我也是故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