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记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仅有《日记报》，有杂志辟专栏，有的还以书的形式出版日记。特别是学者的日记，以其所承载的学术与文化内涵，更引人关注。马衡是学者，且身居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又赶上风云际会之时，这些足以使其日记能够吸引众多读者的目光。
　　马衡先生有大名，所著《汉石经集存》、《凡将斋金石丛稿》等皆为名山之作。马氏兄弟中的马裕藻，字幼渔，章太炎弟子，北大国文系主任；马鉴，字季明，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准，字太玄，北大教授；马廉，字隅卿，小说学家，其“平妖堂”所藏古典小说、戏曲、弹词等珍贵图书近千种、五千余册，后来成为北大图书馆的“善本特藏”。兄弟五人并称“五马”，我们便可知其家庭学术气氛之浓厚了。
　　马衡是浙江宁波人。浙东自古便是文人荟萃之地，古代如此，近代尤然。仅以红楼北大为例，提倡兼容并包的校长蔡元培以及登坛为师的鲁迅与周作人都来自绍兴。身为杭州人的马叙伦也曾为北大教授，只是因为不满袁世凯叛国称帝，以为“是不可以久居矣”，愤然离职出走，一时有“挂冠教授”之称。与鲁迅一起参加县试并名列榜首的学者马一浮也籍在绍兴。难怪有人说，在浙东，不知哪条石板小巷中，就能走出翩然儒者。马衡也是从这石板巷中走出来的。
　　读《马衡日记》，感触最多的是其中涉及不少人物，除政界人物如国民党方面的傅作义、何思源、焦实斋与共产党方面的刘伯承、张爱萍等外，多为学术界名流，如陈垣、余嘉锡、郑天挺、王重民、唐兰、徐悲鸿、梁思成等。日记中提到的一些人当时名气尚轻，如朱家溍、朱家濂、单士元、单士魁、王世襄、傅振伦、冯先铭、郑珉中等，后来都成为文物、博物馆界的精英。先生奖掖后人、慧眼识珠之功，不可泯灭。还有一些古玩商人，如陶北溟、黄伯川等，他们多为琉璃厂旧交。透过这些，依稀可见近现代文物学家、考古学家与传统收藏家、金石学家千丝万缕的联系。日记中的许多人物除极少数健在，大多驾鹤西去，许多人与事在今人看来都有了陌生感。辑注者为我们梳理了这些头绪，并对涉及的一些文物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从而为我们畅读提供了方便。
　　《马衡日记》重在纪实，这是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和价值所在。有关收购“二希”一事，作为当事人，马衡记载得详尽而真切。
　　所谓“二希”，是指中国古代两件珍贵的稀世书法墨迹，即王献之《中秋帖》与王珣《伯远帖》。此二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被乾隆皇帝辟专室——“三希堂”收藏，三帖遂被称为“三希”。《中秋》、《伯远》二帖在末代皇帝溥仪之际流散出宫，被大收藏家郭葆昌所得。郭秘不示人，直至去世前，才将此事告知其子郭昭俊。后郭昭俊将其抵押在香港一家银行。1951年11月底即将押绝，但郭已无力赎取，拟请公家取赎。1951年10月25日，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得知此消息后，嘱马衡立即致函郭沫若，请其想办法。郭沫若当晚即将马衡信函批交总理办公室主任阳翰笙，不久周恩来总理便指示在“保证其非赝品及安全送至国内”的条件下，以私人身份前往赎购。11月2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将王冶秋与马衡找到家中，详细询问“二希”之事始末，并于次日专门向周总理汇报。5日，阳翰生找王冶秋谈话，索要“夷初（即马叙伦――笔者注）、冶秋及余三人之谈话记录，于四时前送政务院，冶秋嘱余起草。回家午饭后即将该二帖之真伪问题及保证安全运回问题写一记录交冶秋送去。”8日，政务院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文曰：“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所须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帖》及《伯远帖》运入国境后拨还。”11日晚8时50分，王冶秋与马衡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当时由北京到广州须先经上海，再由上海换车，但因遇到大雾，列车晚点40分钟才抵达上海，此时离开往广州的列车发车只有5分钟时间。马衡以为赶不上了，谁知王冶秋提前通知了上海军政委员会，所以只用5分钟就完成倒运行李等事情，虚惊一场后于15日抵达广州。16日，王冶秋、马衡开始买西服上装、照相、买船票，准备化装成商人模样，取道澳门赴香港。18日，他们乘利德轮抵达澳门，原准备二人一起渡港，但当时关口严紧，王冶秋、马衡不能暴露身份，于是由徐伯郊等三人代为去港，与胡惠春等一起与郭昭俊谈判。徐伯郊等三人于20日夜乔装成船员乘小船渡港，但未成功。此时胡惠春在香港已见到押据副本，押款本息共为港币458,376.62元，且已约定与债权人波哥（英教士）晤谈。21日夜续谋渡港仍未成行，王冶秋、马衡无奈只得离开澳门回广州等待消息。22日夜，徐伯郊等三人才安然抵港，并与郭昭俊见面，在答应给郭3万元港币后，郭同意由政府赎回二帖。23日北京来电话，总理已批准50万元港币。王、马二人托广州“朱市长以密码发致翰笙转总理报告详细经过，并催速电港行垫款赎回。”26日，徐伯郊来电话说：“诸事办妥，‘二希’已在中国银行库中。”与此同时，北京的汇款也已迳汇香港。28日，徐伯郊等护送“二希”抵达广州，王、马等到“车站候接‘二希’，并往川馆痛饮。”牵动人神经的“二希”终于在典当到期前两日被成功赎回。
　　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铁蹄逼进北平，马衡承担起向大后方迁移文物的重任。2631箱63,735件文物分数批、沿不同路线辗转奔波数千里，分置于四川等处，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确保文物无一受损丢失，堪称奇迹。抗战胜利后，马衡代表国民政府向安置故宫文物的四川安谷镇颁发自己手书的“功侔鲁壁”匾。“鲁壁”是指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孔子后人冒着被坑埋的危险将儒家典籍藏于曲阜孔子旧居之墙壁。宋人王禹偁在《鲁壁铭并序》中说：“文籍不可以久废，亦受之以兴……其废也，赖斯壁而藏之。其兴也，自斯壁而发之。”以手书“功侔鲁壁”之匾相赠，当是这位历经风雨、受命于为难中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心声。历史总有难以名状之时，时隔数年，部分南迁文物尚未从南京返回北平，国民政府一纸南迁文物令又摆在马衡面前，这次要去的路更长、更远。东单机场的专机在等待，等待他，还有那些国宝级的文物南行，但这一次，他拒绝了。
　　读《马衡日记》，回首故宫博物院80年之沧桑，以马衡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故宫人，为保护中华文物殚精竭虑，勇于担当，其功绩或许亦可谓“功侔鲁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