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因此这本书的后记只能由我来写。老话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正说出了我作为女儿和责任编辑的遗憾。
　　 正如父亲在前言中说，有关室内陈设的材料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只能有则有，无则无，因此本来的书名叫做《明清室内陈设史料选辑》，父亲并认真地写下了“朱家晋编”四个字。他一直的习惯是，能让史料说话的时候，自己就不再多话，如同2003年出版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也是这样一本用史料说话的工具书。“述而不作”是他所欣赏的形式。
　　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多次谈到《明清室内陈设史料选辑》的编辑方法。我提出，应该对一些今天已经消失或有所改变的名词做出注释，另外，图太少，不能使人直观的感受各种不同形式的陈设。父亲欣然说，你觉得有必要注释的，就随时问，凡是我知道的，你都记下来。也不用在文后做注释，就随文出现，增加图，只要出版社不反对，我当然赞成。
　　书的形式，就在那时定了下来。而真正开始实施这一做法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了他持续六十年的博物馆工作，只留下了一部《故宫退食录》。
　　《故宫退食录》中有不少篇幅谈到20世纪50年代故宫的陈列。这些陈列中至今还在为观众服务的有太和殿、坤宁宫、储秀宫等处，也有如重华宫乾隆时期原状，咸福宫嘉庆道光时期原状两处，尽管前期的策划和展品目录均已完备，却因文化革命的开始而未能面世。文化革命结束后，只恢复了出国文物展览，而最具特色的原状陈列却多年不能正常进行。父亲离开了陈列工作，当时的合作者都分别做了其他工作。
　　曾经听徐启宪先生谈过和父亲一同筹备储秀宫原状的经过，此前虽然在《明清宫殿内部陈设概说》一文中看见有储秀宫的例子，但对调查、策划、陈列的具体工作并未涉及。徐先生介绍说，储秀宫陈列的计划大约是1963年做出来的，1964年开始，首先是查档案，全组12个人一起查，共半年时间。结果是，储秀宫齐全的陈设档案最早只能追溯到光绪年间，即慈禧五十岁生日这一时期，无法达到最初设想的康乾时期。第二步，按照档案调查库房中的实物能否相符，很幸运，所有的原来的陈设品，生活用品都有；然后在原存文物的基础上去掉临时性和一般性的，突出既能体现制度，又能体现此处居住者身份、地位、性格特点的生活用品和陈设品。最后，是室内装修，布陈。约三年时间完成。至今仍然是故宫最重要的一处原状生活展览。
　　博物馆学本是外来学科，在博物馆学中，向来没有原状陈列一项。外国的同类博物馆，也没有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作为兼具遗址性与艺术性的博物馆之一，故宫博物院能够开创原状陈列的有利条件之一是，既有原始的宫殿建筑，同时拥有大量关于宫殿陈设的原始档案。这是世界上其他遗址性博物馆所不具备的。
　　作为遗址性博物馆，室内陈设是再现历史的最适当媒体，也是文物得以恢复原生状态的契机。这些陆续收集的史料，曾经为父亲一手开创的原状陈列工作提供了可信可行的依据，其间简略的议论和感受，更是他一生对于历史、档案、美学的所思所得。
　　在这个意义上，出版此书，也是父亲最殷切的希望，为他故宫的同事们留下一份日常工作用得着的资料，一点博物馆工作的体会。据史用档，以档证史，档史结合的风气，这是博物馆工作的大方向，无论陈列还是研究都不应该偏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