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粟特人和琐罗亚斯德教曾给予社会和艺术以影响，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了。正当此时，《火坛与祭司鸟神》一书适时地出版了。作者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施安昌。这方面的研究是在20世纪最后10年到21世纪初戏剧性地发展起来的。施安昌站在这一研究的前沿。虽然本书中部分论文是发表过的，但经过巧妙的编排，又补入新的材料和解释之后，使其成为流畅的前后连贯的叙述。
　　读者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所经历的实验性的探索阶段。施安昌在整理拓本时注意到一批20世纪20年代在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志，发觉墓志纹饰中有域外的文化因素。后来又看到安阳北齐贵族墓石刻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那时他还不清楚这些因素来源于何处。施安昌整理的这些墓志拓本是当年马衡先生搜集的，马衡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1922年他在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担任导师，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介绍到北大。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1933年后马衡任院长。30年代早期，他参加了洛阳汉魏太学遗址的发掘。北邙山地区是古墓葬的集中地，那时盗墓之风非常猖狂，马衡只能通过传拓来搜集碑志铭文和其他雕刻。他毕生收藏了9000多件拓本，后来全部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它们对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种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并存。突出的历史事件为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孝文帝率领一百多万拓拔鲜卑族人民（鲜卑语与通古斯语同源）从东北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中国的政治中心。然后他采取了推广农业和汉语、汉服等政策。虽然历史学家知道拓拔氏人与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相似，生活居无定所，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传播者，但是他们带往中原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风俗文化，史料却鲜有记载。施安昌考察了那些北魏统治者和贵族墓葬中的墓志、石刻，逐渐辨认出上面雕饰的神灵、火坛和各种带翼的野兽来源于伊朗和中亚。拜占庭美术史中称为“森穆鲁”（Senmurv）的神灵也在其中。多种图像元素显示出鲜卑贵族中许多人崇拜琐罗亚斯德教。该教最初是由中亚商队从粟特带过来的。很多入华的粟特人往往在北方农业地区居住下来，这些地点一般都在商道附近。时间在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施安昌是首先从事此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洛阳的六种北魏墓志、安阳北齐贵族墓石刻和南朝梁肖宏墓碑上辨认出粟特—琐罗亚斯德教元素，考证分辨出一套图像谱系，足以证明这些文物确有宗教主题。根据这一研究成果，他撰写了五篇论文（已包含在本书中）。此后，他继续发现了故宫收藏的其他琐罗亚斯德教文物，如盛骨瓮（1957年从文物商店购入）、沁阳石床拓片（1996年从河南购入）等等。施研究这一课题的头几篇论文发表于90年代中期。当时俄罗斯学者马尔沙克（B·I·Marshack）也注意到中亚品治肯特的粟特遗址内“接见使臣大厅”壁画和安阳贵族墓石刻间的图像有某些相似之处。就在施文发表几年以后，相当壮观的考古发掘接二连三地出现了。1999年7月太原虞弘墓的石椁（刻着火坛和祭司鸟神等图像），2000年5月西安北周安伽墓石床，2003年6月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椁则更为壮丽。现在关于这一中国古代文化现象的研究已经兴起——近三年来，国际上相关讨论会已开过六次，2004年在北京和圣彼得堡召开了两个会议。对粟特—琐罗亚斯德教的研究及其出版物的及时面世是一种有益的态势，但有些问题值得注意。
　　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历史上称“火祆”（读xian）、“胡天”。其教徒的葬俗同中亚祆教徒葬俗的主流是不一样的。进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平民与贵族的不同，在埋葬时的气候影响，还有被削弱了的中亚祆教因素。也就是说在研究入华祆教礼俗时不同文化融合的程度、社会阶层和地区环境的不同都需要加以分析。再者，伊朗和粟特的琐罗亚斯德教之间，马兹达教与阿维斯陀教之间，与突厥—蒙古火崇拜之间，与印度—伊朗婆罗门教之间都有明显的区别。在一千多年里，它们是变化更替的，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弥勒信仰。今天人们对各种宗教间的明确界限并不很清楚。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往往轻而易举地认为是琐罗亚斯德教，其源来自伊朗。他们从伊朗、粟特的材料和中国的图像中，仅仅注意到其中的共同性而忽略了它们的差异。对有些情况Mary Boyce并没有作出有确定的结论，而她在中国的赞赏者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即使是施安昌，在其书中关于祆教神药豪摩（Haoma）的解释，也忽视了Boyce认为此药属于麻黄属（ephedra）的看法，而此药正好曾在新疆（Lon Nur）地区墓葬中发现过。
　　在中国新出现的粟特—琐罗亚斯德教学术领域里，施安昌或许不是最突出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意见是审慎的。他的著作从碑铭学和图像学语言方面帮助人们能够参加中国的琐罗亚斯德教遗迹的发现。
　　阅读本书时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感觉，然而现在的惊讶已不像1997年初次读到他的论文时那么大了。
　　这本书也让人们看到故宫博物院目前所进行着的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学者们重新获得了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第一代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的学者们所具有的那种首创精神。紫禁城出版社出版这本有价值的书是一项综合性的贡献，它展示出一种新的很有生气的学术气象。
　　（林理译）
　　文章译自：www.chinaheritagenewsletter.org
　　China Heritage project.3,2005.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中文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