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上任后即开始对故宫的学术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于2003年发表的《故宫的价值与故宫博物院的内涵》（《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第4期）开宗明义，指出“对故宫价值认识的程度，影响着对故宫博物院内涵的理解与功能的定位”，强调“博物馆不只是收藏‘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更要在收集、保护、研究和传播上下功夫。故宫的古建筑不只是一个‘壳’，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和标志”，“从传统的古物概念扩展到保护文化遗产，是故宫人对故宫价值认识的一个飞跃”，也是院领导对故宫学术研究新的定位。接下来，郑院长又在《紫禁城与故宫学》一文中提出了学科的内涵和学科建设的畅想；而在《故宫学刊》（第一辑）发表的《故宫学述略》一文中，则进一步阐述了“故宫学”的研究范畴，回顾了“故宫学”的发展，明确故宫学的研究将进入自觉阶段。
　　创刊号《故宫学刊》是“故宫学”研究的第一次尝试。“发刊词”明确指出，本刊主要刊登两方面的文章：一是故宫学研究的成果；二是关于故宫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包括学科性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
　　本辑《故宫学刊》共刊出论文19篇，划分为10个栏目。其中有宏观论述，有学科综述，有史料梳理，有个案剖析，有考古学探讨，也有科技保护。作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故宫学加以研究，从多个层面丰富了学科的建设。
　　郑院长的《故宫学述略》，分别论述了故宫学的研究领域、故宫学的研究历程、故宫学的提出及其发展际遇，特别强调了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学研究中的责任和举措。使读者对故宫学有一个明确而宏观的认识。
　　故宫以往的研究虽多局限于传统的古物鉴藏，但与近代的考古学也存在着难以割裂的渊源关系。张忠培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20世纪历程》指出，自西方传入中国的考古学，其新石器时代考古从安特生于1921年发掘仰韶村遗址起步后，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此三段之间存在着如脉络一样的联系。并强调，共时的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历时的学术也存在停滞、迂回、倒退或前进的不同现象，但学术主流依其自身规律展示出前进的趋势。
　　刘雨的《商和西周金文中的玉》整理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玉的使用和认识，叙述了商周金文中记录的玉器种类和称谓量词，以及它们的产地、价值、功能和使用等方面。文后附录了36件金文拓片和铭文释意，对古器物研究中玉器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要求。
　　《理藩院律书》为清朝《蒙古律书》在康熙时期的称谓之一，在蒙古国公共图书馆写本库收藏有两本。从律文内容和条目顺序看，此本当为《康熙六年增订旧律书》的增订本，实施区域仍为八旗外蒙古、众苏鲁克沁（牧场）、外藩蒙古地区。该律书在欧、美、日等地蒙古学研究中享有盛名，但国内则知之者甚少，遂译出以供学界参考。
　　由于藏传佛像极少带有题记，致使学界长期以来对古代藏传铜佛像传统分类的了解仅停留在文献上而缺少实物依据。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大量带有题记的藏传金铜佛像。王家鹏在《藏传金铜佛像传统分类例证》一文中考察了249尊，归纳出12种琍玛佛像的造型与工艺特点，为各类琍玛佛像确立了文物标本。《乾隆时期宫廷藏传佛教绘画研究》则是根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和《奏销档》资料，对唐卡绘画进行了系统研究，探讨了此前较少学者涉及的宫廷唐卡绘画机构和制作流程、造办处工匠的来源、绘制和装裱技术、绘画主题、经费来源、及供奉规模等等，特别论述了汉藏文化交流对宫廷唐卡创作的影响。近年来，清宫唐卡研究的趋势是在探讨藏传佛教图像学资料的同时，注重将宫廷唐卡的供奉与宫殿建筑及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论述，罗文华的研究正符合这一新的学术要求。
　　杨丹霞的《李世倬生平及绘画研究》是一个成功的古代绘画史个案。《国朝画征录》、《清史稿》、《墨林今话》、《八旗画录》等对李世倬生平的记载均存在一定的谬误。作者参阅大量清代吏部档案，澄清了画史上的各种谬误，并对李的生平、家世、艺术师承等逐一考证，综合分析了他在宫廷创作中的地位。论文还附有李世倬年表、李世倬存世作品目录、李世倬作品著录表，富有史料价值。
　　《紫禁城清代剥釉琉璃瓦件施釉重烧的研究》是一篇文物保护科技论文，与故宫近年的古建修缮工作紧密相关，运用了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手段。作者以科学手段对琉璃瓦的元素组成、烧成温度、显微结构、热膨胀系数、吸水率、体积密度、显气孔率等进行了实验分析，对釉层的热膨胀系数进行了理论计算。在对影响琉璃瓦釉层剥落的两个主要原因进行改善和调整的基础上，对剥釉瓦进行了施釉重烧。
　　《六至十世纪河北地区的瓷器断代及邢窑瓷器的分期研究》是一篇陶瓷考古论文。论文以6—10世纪河北地区诸窑场所产纪年瓷器的类型学研究为范例，验证了自己多年来关于陶瓷考古的理论思考。作者认为，在陶瓷考古研究中，我们选取断代的标准应当是建立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的结果，而不应该仅仅是考古材料中那些时代明确特别是有纪年的单个材料自身。具体的研究方法是，首先以陶瓷考古分区为基础，建立起以窑址所在不同地区、不同窑系所生产瓷器的纪年材料的分期，并以此为坐标来核对我们要进行分期断代的资料。其次，是对待窑址出土的瓷器，先依层位关系进行分型分式的类型学的研究，然后将我们已得到的分区内的断代标准和窑址出土瓷器表现出的类型学结果加以对比，得出结论。
　　总之，创刊号《故宫学刊》内容庞杂，论文形式多样，这是关于“故宫学”探索的初次尝试，对于学科理论的建构、对于研究方法的引导尚在摸索之中。
　　如蹒跚学步的孩童，希望这第一步之后，路会越走越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