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的建立与发展
　　《故宫学刊》创刊于郑欣淼院长的“故宫学”倡议，至今已出版三辑。郑院长每辑撰文一篇，阐发他对“故宫学”的理解和日益深入的思考。第一辑中，郑院长发表了《故宫学述略》，指出故宫学的研究主要包括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及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六个方面，六个方面及与其相关的丰富内涵将构成广义“故宫学”的主体框架。第二辑中，郑院长发表了《故宫学人二题》，在回顾故宫博物院80年的历程时，他将学术的视角暂时调整到微观处，注意以博物院发展过程中个案性的人和事（以郑振铎和沈从文为例）展示了故宫学丰富又生动的一面。第三辑中，郑院长的视角又回归于宏观问题，他综合论述了《故宫、故宫文化与故宫学》，在这里，有关“故宫学”的建构更加清晰，即：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打破故宫文物研究的学科界限，深化和拓展对宫廷历史文化的研究；为流散海外的清宫旧藏建立“学术归宿”；普及和提高社会公众对故宫的整体认识；吸纳海内外多种专业机构与人员加入故宫研究，推进故宫研究的国际化。这已经是一个既庞大又缜密的学术建构计划。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的架构，反映出郑院长对故宫学术日益成熟的思考，而且与当今的学术融合和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新世纪史学方法论的动向
　　新世纪之初，无论是学术出版还是学术史的重建，都在近一个世纪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反思。近期内，许多社科类学术期刊都组织了有关史学方法论的专题，思考固有研究工作方法的限制，冀求学术的超越。如《历史研究》先后组织的有关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讨论［1］；《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就“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观念史“刊发两期笔谈［2］。论文均对当前的史学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赵世瑜说，“虽然我们可以把文字记载、口述传统、实物、图像、音律、体态等等都视为文本，但它们却是不同的文本传统。……我们阅读的文字文本可能遮蔽了不同文本之间的区别，也就遮蔽了文本自身的特点或局限性”。“因为我们的祖先对于文字的传统下了太大的功夫，给我们留下了太多遗产，因此我们对使用它们来重构历史有太多自信。但这并不等于说，口述的、图像的、音律的、实物的文本传统或历史文类就没有历史记忆意义上的价值……利用其重构更多面向的历史”，揭示了田野研究于历史重构的更大空间。他这里所说的“田野研究”，其实是面对文字以外的更广阔的文本的，也就是郑院长在“故宫学”里所强调的全面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紫禁城建筑和全部收藏。可见，将故宫文化作为文本加以研究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学术的发展和进步，研究方式也越来越趋向多元和立体交叉，但这种交融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有机结合，不是生硬地拉在一起。
　　关于学术研究的交叉发展，北京大学的龙协涛教授说得很到位，是“既体现某一学科链的必要延伸，又体现多个学科生长点的有效聚合”。对于“故宫学”，就是郑院长所说的“打破故宫文物研究的学科界限，深化和拓展对宫廷历史文化的研究”。宫廷历史文化的多维性要求我们再不能仅仅局限于博物馆原有的鉴真辨伪研究，而是要将“文物”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充分考虑到其产生的背景、制造者、保存流传，以及对其解读的不断变化；其中甚至还要考虑到材料材质生产、损耗等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问题。例如考察一组官手工业艺术品，不仅涉及到手工业业作坊的生产，还涉及到当时技术的变化、工匠的来源、收入，甚至皇帝个人审美及财政支出对之所发挥的影响。
　　要使研究丰满立体起来，就不是简单的描述可以解决得了的，既需要对文物自身的把握，又要求把文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客观定位和解读。
　　故宫学术构建点滴
　　“为流散海外的清宫旧藏建立‘学术归宿’”，是建构故宫学术的远大目标。如果把紫禁城作为历代宫廷文化的聚合点，那么历代宫廷收藏的流失文物都可以粘着在这个点上，而“故宫学”作为一项知识将日益庞大。
　　“吸纳海内外多种专业机构与人员加入故宫研究”是故宫学术建构的手段，“普及和提高社会公众对故宫的整体认识”、“推进故宫研究的国际化”则是故宫学术建构的目标。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已经本着越来越开放的心态，刊布资料，组织学术会议，为海内外学者提供更多的方便。2008年3月13—14日，我院召开首届明代宫廷史学术研讨会，来自本院、院外及台湾地区学者四十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就我院策划的“明代宫廷史系列丛书” 展开热烈讨论，许多院外学者见解独到，提示了我们此前研究中所疏忽的个别史学环节。紫禁城作为明清宫廷所在地，明宫史研究一直较薄弱。这次研讨会力求借助院外学术力量，推动我院明代宫廷史的研究进程。联合国内外的学术力量，发掘故宫的文化价值，提高故宫的学术地位，正是倡导“故宫学”的目的。
　　《故宫学刊》（第三辑）评介
　　《故宫学刊》第三辑的编辑立意是，在给予读者整体“故宫学”构架的前提下，首先观照于对故宫学术的宏观认识和研究方法的发展，继而从微观处把相关的个案作深作透，尝试搭建起空间式、立体交叉式的故宫学术框架。
　　郑院长的论文就是一篇宏观理论文章，前文已经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倡导“美术考古学”及艺术史学与考古学的整合，是近年艺术史界热衷讨论的问题之一，台湾学者黄翠梅曾就此作过简要的梳理［3］。张忠培先生在本辑《学刊》中的论文，简要阐明了古代艺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他指出，“考古学据层位学与类型学观察古代艺术品的流变，艺术史学则既注重变化始末，又追寻其中的思想脉络。可以说，对于艺术品的研究，后者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思想升华”。同时，对古代艺术史的研究是考古学不可回避的内容。论文为对于理论问题含糊的读者指明了学术方向，讲清了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提倡利用考古资料作切实的研究，避免流于泛泛的理论空谈。
　　本辑《学刊》内容庞杂，共分十个栏目。为进一步说明我们的编辑思想，下文试以“古建筑”、“古书画”两个栏目为例来加以分析。“古建筑”栏目中共编排了三篇论文，其中两篇是关于体仁阁与弘义阁研究的。但二者的研究范畴和方法又不尽相同。杨新城《故宫弘义阁与体仁阁研究》运用建筑考古学方法，将文献分析与实物对照相结合，对两阁的历史沿革、平面配置、大木构架、斗栱、装修、瓦石、彩画加以全方位的分析，并试图归纳出两阁中所体现的故宫明代晚期宫殿大木建筑的若干特征。如果说前者是该课题的整体，后者刘畅的《体仁阁、弘义阁大木结构解疑》则可称作是课题的一个局部，论文运用营造学分析方法，结合史料所载大木、现场施工详细测量所得的现状尺寸，尝试解决乾隆四十八年所建体仁阁史料记载是否失真，二阁结构设计用尺长度的差异与关系，以及大木控制的关键尺度。从论文的价值看，前者是后者研究的基础，后者又提升了前者的意义。二者一同刊发，为读者提供了立体交错的视野，使大家可以更全面地观照弘义阁与体仁阁。这也是进一步构建故宫学术的一个目的。
　　“古书画”是本辑份量最重的栏目，共发表论文六篇，研究时段由北宋跨至清。论文有宏观论述，如杨新《明清肖像画绪论》；有断代画史分析，如彭慧萍《南宋宫廷画师之供职模式研究》、孟嗣徽《兴化寺壁画与晋南元代壁画群的几个问题》；有题材发展的梳理，如邵彦《<太真上马图>：诸本真伪及唐宋人物画题材的一个问题》；有个案性题目，如杨丹霞的论文着眼于李肇亨、释常莹两位画家，何碧琪的论文以黄慎的一件作品为中心。近年来，运用史学史方法梳理画派、画题、画法等是艺术史界相当流行的研究方式。本辑中邵彦的论文即运用了这种方法，她指出“太真上马”画题并非产生于唐代，而是出于北宋人的附会与伪托，此题在元、明又有时人所赋予的新的意味。作者认为，从文本到相应图像之间，必然存在漫长的时间差。文本被逐步丰富、改造之后，才可能有图像的创造，其间复杂的变化工作出于历代积累，不可能由画家独立完成。孟嗣徽一文以本院所藏原属山西兴化寺的《七佛说法图》为中心，结合历史背景、佛教典籍，确定了壁画创作的时间，重构了兴化寺壁面排列。同时，通过考证壁画题记，确定创作者为元代晋南著名的朱好古画工班子，晋南寺观壁画反映出以朱好古为首的工匠高超的艺术水平，他们应在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孟的研究使我们绘画史的视野不只停留于官方和文人的创作，而能够同时关注到介于官、民之间的工匠创作。这无疑能使绘画史千丝万缕的细节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彭慧萍的论文中，作者认为南宋宫廷画师分御前和非御前两大类。“非御前画师”散隶三省六部，尤为集中于工部暨下辖匠作机构，金、元、明初、清代宫廷绘画运作部门亦大致集中于此一范围；“御前画师”则隶属特务组织“皇城司”。而“御前画师”伴驾随行、轮值地点随君王行踪而定，对清代启祥宫、如意馆等清代画院运作机制亦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论文虽是研究南宋画师之供职模式，但讨论延伸及后世之元明清，为我们着眼于整个宫廷画师的供职提供了清晰的脉络。而何碧琪在检视18世纪中期以降论者对黄慎山水画的评论时，试图跳出今人对“扬州八怪”的思考模式，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了解黄慎被塑造过程中所反映出的18世纪正统派与非正统派的角力，以及画史形成中所涉及各种经济、社会、文化阶层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总之，回归历史语境，尝试给予论题以最客观、准确的认识，是上述“古书画”论文的共同点。这将从一个侧面对故宫学术的深化起到积极影响。
　　《故宫学刊》虽然已经出版了三辑，但关于《故宫学刊》朝何处走，关于《学刊》怎样帮助完善故宫学术的建设，关于怎样整合故宫的学术资源，我们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思考。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我们当然需要思考，那么，思考，停留在何处？

［1］《历史研究》2007第6期、2008年1期。
［2］ 200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历史系与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观念史——庆祝何炳棣先生90华诞”学术研讨会。刊物将学者发言分两次刊出。第一次发表于2007年第5期，是关于经济史研究的：李晓：《中国历史上的政府购买制度对农民经济的影响——以唐宋为中心的考察》，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第二次发表于2008年第1期，分别是：赵世瑜：《文本、文类、语境与历史重构》，定宜庄：《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彭林：《礼的明与实:谈观念词与观念的错位》，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
［3］参见黄翠梅于《2003海峡两岸艺术史学与考古学方法研讨会论文集》之“导论”<变动的疆界：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学科对话>，页1—23，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研究所，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