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肖像画应兼具宫廷画和肖像画双重性质，即由画院画家奉旨创作、以客观人物为描绘对象、着重刻划人物形神的绘画。从创作宗旨看，宫廷肖像画主要是为皇家服务，或用以供奉、祭祀、瞻仰，如当朝帝后肖像；或作为史实记录，如帝王行乐、宫中生活；或有表彰教化的功能，如历代君臣圣贤像。从表现手法看，宫廷肖像画在遵循写实原则的同时，又应兼具一定的美化功能，所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宫廷肖像画的艺术风格，一般承继“院体”工整精细的画风，运用工笔重彩，造型准确，设色艳丽，格调华贵，显现出恢宏、富丽的皇家审美趣味。
　　明代宫廷有不少供奉内廷的画家，当时虽未设宋朝那样的翰林图画院，但画家有专门的挂职部门，外朝的华盖、谨身、文华、武英殿等均有挂职者，翰林院、工部营缮所、文思院也有隶属者。画家在各殿从事创作活动，月给奉粮，主要授以锦衣卫官职。
　　宫廷肖像中，第一类首推描绘帝后御容的作品，存世甚多，几乎囊括了历朝帝后，明前期尤甚。由于按例不属作者名款，因此这些作品难以判断画家。作品要求衣冠服饰必须符合制度，相貌、气质应各人有别。作品中立轴主要悬挂在太庙内供奉、祭祀，册页则留影珍藏。其中较多程式化特征：如形象大多端庄肃穆，取正面坐姿，配饰繁褥设色华丽，笔法谨严等。第二类题材是帝王行乐图。由于旨在抒写生活情趣，需要展现一定的生活场景，帝王形象也较为生动。存世作品如《宣宗行乐图》、《宪宗元宵行乐图》、《宪宗御花园赏玩图》等，作品在真实记录宫廷生活和为帝王留影时，也寓有歌颂之意，即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第三类题材是历代明君贤臣像。明承宋制，宫廷画家也绘制历代圣君贤臣像，以奉祀先贤并激励今人，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宋臣像》册、《唐宋名臣像》册，均参照文献想象构思，人物多高大威严，程式化因素较浓。皇家是否组织创作当朝文臣武将像，未见画史记载，但《李贞像》、《沈度像》等接近院体人物画，极可能由宫廷画家绘制。第四类为臣僚雅集图。这类雅集图源于宋代，然主旨已由铺叙情节、抒写雅趣转化为刻划人物、留影纪念，使一幅人物画衍变成群像，具有鲜明的肖像画特色。代表作品如谢环《杏园雅集图》、吕纪、吕文英合绘《竹园寿集图》等。
　　清代画院并不直呼“画院”，其职能与宋、明有很多不同。康熙年设立了“画画处”、“画作”两个机构，画作成员主要是地位低卑的工匠，画画处设在畅春园等处，是一个临时、分散的作坊；乾隆年院画创作人员主要集中在“画院处”、“如意馆”两个管理机构。清代画院的管理较明代严密，在录用考核、工作制度、作品审定、奖励惩罚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宫廷画家主要领取月俸银，一般均无品级顶戴，亦不授外官，主要称谓如供奉、行走、（某某馆）画画人、画手柏唐阿等。
　　清代宫廷肖像画在题材方面有了极大的拓展，帝后御容像包括朝服、便服、戎装、古装、佛装等；行乐图包括鉴古、下棋、赏景、过节等；大臣像包括功臣、王公贵族、少数民族首领等；此外还有具有肖像画性质的纪实画，如巡幸、筵宴、大阅、战争等。肖像画的艺术风格在广泛吸取平涂法、江南法、墨骨法的同时，又大度地包容了西洋法，融汇解剖、明暗、透视诸原理，使人物形貌更加生动逼真，在不少作品中注重情节的铺叙和环境的烘托。清代宫廷肖像画创作之巨超过任何朝代。它们部分存景山寿皇殿，供岁时祭祀；部分藏于宫内或圆明园、避暑山庄、紫光阁等处。
　　清代帝王朝服像衣冠服饰均合制度，描绘精细逼真，诸帝各具其容，已不见美化或程式化的痕迹。后妃像带有一些美化因素，多作细眉、凤眼、直鼻、樱唇，呈端秀之容。帝后便服像、戎装像、古装像等从多角度、多侧面反映了帝后的生活。佛装像在清代盛极一时，画中将主尊改为皇帝，是出于政教合一的政治需要，反映了皇帝的无上权威。洋装像仅见雍正一人。帝后行乐图兼具纪实和肖像性质，作品多表现日常娱乐生活，如《雍正行乐图》册、《威弧获鹿图》卷、《嘉庆观花图》轴、《道光松凉夏健图》轴等，真实地反映了人物的体貌和活动内容，饶有生活情趣。节令画中也有不少兼具肖像画特点，如郎世宁、唐岱、陈枚等合绘《岁朝图》，郎世宁、沈源、周鲲、丁观鹏合绘《上元图》，描绘了皇帝与家人共庆佳节的场面。清代宫廷甚少创作历代君臣像，却常为当朝战功煊赫或政纪卓著的大臣画像。其中有时如传统绘制成批功臣像，有时是为纪实画搜集素材而作头像。法国画家王致诚为创作《万树园赐宴图》为厄鲁特首领所画肖像现存8幅，均藏于柏林民俗博物馆。纪实画主要是指描绘重大政治、军事及庆典活动的作品，清代此类纪实画非常之多，其中也留下弥足珍贵的肖像资料。
　　（原文约2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