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位于四川省最西北部，东北、西北两个方向分别为青海省果洛、玉树两个藏族自治州相交，西南部临近西藏自治区昌都县，东南部与同属甘孜州的德格县、炉霍县相邻。本次考察，故宫研究院藏传佛教研究所由文明科长、马云华副科长带队，另有张雅静、马骥越、苏白、王彦嘉共六人。考查范围遍及川、青、藏三省区，行程累计数百公里，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这一地区存留的吐蕃时期文物遗存。
　　我们一行人于7月14日晨于首都机场乘坐南航CZ6994班机飞往西宁，在西宁机场转乘东航MU2365航班前往玉树巴塘机场。
　　石渠县虽属四川省，但其没有独立的机场和火车站，其对外交通更多地是依靠隔金沙江相望的青海省玉树州，石渠县城距离玉树州仅有130余公里，但距离甘孜州首府康定却有近700公里。距离省会成都的距离更是超过了一千公里。
　　从图3所展示的位置关系可以看出，如果以成都、西宁、拉萨三省会（首府）为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正好可以绘制出一个上下对称的等腰三角形，而石渠县就正好处于这一三角形的几何中心位置。其至三个中心大城市的距离几乎等距，且这三座城市皆从吐蕃时期以来就是中国西部的大型中心城市，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正式形成集镇驿站的核心条件，随着人员货物流量的提高，其文化遗存也势必具有较大的保有量。
　　要想深入了解石渠县的历史文化，就必须了解石渠的地理形势，石渠县北起黄河发源地的巴颜喀拉山南麓，南抵沙鲁里山脉的莫拉山段，西侧是长江干流上游金沙江，东南面与色达县、德格县毗邻。客观地说，石渠县海拔虽然超过了4200米，但其自然条件在青藏高原东南麓这一区域总体上算是较好的，农牧业均较为发达，且以洛须镇代表的金沙江谷地海拔仅有3200米，灌溉、种植条件均较为优越。这些都为这一地区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奠定了基础，也为这一地区丰富的文化遗存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们一行人于7月14日下午到达玉树巴塘机场，因初上海拔3900米的高原，虽然早有心理和生理准备，但考察团还是有成员发生了高原反应，万幸的是在服用高原安等药物并配合吸氧后症状有所缓解。高原的第一晚睡眠总是短暂的，但为了第二天的高海拔作战，这一晚的休息又显得弥足珍贵。

　　7月15日一早我们启程赶路，刚出青海省境，高等级公路便消失了，我们只能沿着崎岖不平的省道S307线继续向东进发（图4）。
     从玉树到石渠，海拔由3900米缓步跃升到4200米，起伏不算很大，大家基本没有明显的不适，在石渠县城加过油后，调转方向向南，石渠县城南部是沙鲁里山脉，最高的阿巴拉山垭口（图）海拔4700米，到这里，周边植被已经基本上完全被高山草甸所覆盖，偶尔有一些田鼠在其间奔跑，显得意趣盎然。

文物点名称    　　经度    　　　　　纬度    　　海拔高程
照阿拉姆石刻    东经98°4'4''    北纬32°33'40''    　3703米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考察团一行人考察了吐蕃时期的一些石刻遗存，最先考察的是在石渠前往洛须镇的路上的照阿拉姆石刻遗存（图9），其位于在丹达村和俄巴拉村之间，照阿拉姆石刻系藏语译音，拉姆意即仙女。相传是在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时，路过此地，在石壁上刻的三个菩萨像。中间为大日如来，右边的叫帕巴先乃热，为观世音菩萨。左边的叫香郎多吉，即金刚手菩萨。两边刻有藏汉古经文。根据图像下的藏文题记字形结合王尧先生等学人的研究判断，其当为公元826年吐蕃文字改革前字体，年代上限在公元755年左右，当地所传文成公主时期似不甚准确。
　　在洛须镇还有三处主要的石刻遗存，分别是须巴神山石刻群、白马神山石刻群、烟角村石刻。
　　烟角村石刻（图10）位于洛须镇烟角村，处于金沙江的北岸半山的巨石上，为阴线刻单尊佛坐像，头戴三叶冠，戴耳铛、项圈和臂钏，袒露上身，身披络腋，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该像为身着菩萨装的大日如来。洛须村石刻保存完整，未发现早期古藏文题记，题刻藏文为后期补刻。大日如来是佛教密宗的主要崇拜对象，在西藏东部区域和青海玉树地区现存较多大日如来题材的石刻图像，同石渠的照阿拉姆石刻的主尊亦是大日如来一样，该题材是吐蕃时期流行的典型题材。

文物点名称    　　　　　经度   　　　　 纬度   　　 　海拔高程
白马神山石刻群    东经97°59'45''    北纬32°28'27''    　3298米

　　白马神山石刻群（图11）位于石渠县洛须镇北面的白马神山上，共两个点，分布于白马神山的东麓的更沙村石刻点（图12）和西麓的洛须村石刻点，更沙村石刻为双身像，阴线刻和浅浮雕结合的技法，仅面部和莲座保存较好，其余部分残损严重，可辨戴高筒冠，着三角翻领服。因为图像保存较差，且无古藏文题刻，加之双身像题材开始出现一般见于后弘期早期，因此更沙村石刻可能为后弘期早期的遗存。洛须村石刻共2幅，刻于独立的石块上，分布于曲格沟以西的山腰上，相距约200米。两幅石刻皆采用阴线刻的手法，残损风化较为严重，未发现早期古藏文题刻，第2幅像的右侧的藏文题记为后期补刻。此两幅图像中人像所戴三叶冠的样式、服饰特征、莲座特征都具有吐蕃时期作品的图像风格特点。

　　在金沙江对岸的西藏昌都也有类似的吐蕃使时期石刻遗存，洛须镇金沙江岸边附近海拔只有3200米左右，气候相比县城要舒适许多，自古以来商贾云集，是通往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的一个重要渡口，至今仍有一座简易桥通往江达县邓柯乡。而洛须原就隶属古代康区邓柯，两地自古关系密切。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渡口河床西岸，即靠西藏一侧，每到枯水期，河床上的一小块摩崖石刻就会浮现出来，大日如来的形象清晰可见。当年刻划这尊佛像的人正是利用了金沙江枯水期方便渡河的时节。过江以后，在离岸不远的山腰石壁上也有摩崖石刻，一般成为西邓柯石刻（图13），风格与洛须的极为相近。

文物点名称    　　　　　经度    　　　　纬度    　　　海拔高程
须巴神山石刻群    东经90°0'33''    北纬32°28'15''    　　3315米


　　　　在这次考察的三处石刻群中，须巴山石刻群（图15）的发现尤为重要，是此次新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一处。该石刻群题材内容丰富，除佛教图像外，还有大量的古藏文题刻。须巴神山石刻群位于长沙干马乡乡政府西侧0.5公里的须巴神山东面山脚处，现存石刻14幅。石刻群紧邻公路，集中分布在山脚平整的石壁以及散落的大石上。该处石刻保存较好，大多是阴线刻，仅2幅采用了减地浅浮雕的技法，如第4幅（图16）。第1幅石刻（图17）为侧身站立的半身人像，头戴高筒冠，两股发辫垂于胸前，耳根处用发绳系成结，身着长袍，是典型的吐蕃时期贵族形象。该像有圆形火焰纹头光，手持长茎莲花，应为菩萨，是石渠地区首次出现着吐蕃贵族服饰的菩萨形象，是佛教图像在该区域吐蕃本土化的重要资料。
　　石渠县东北阿日扎乡的松格玛尼石经城（图18）也是本次考察的一处重点，松格嘛呢石经城由东、西两部分构成（图19），全部用刻有文字和图像的石片层层砌筑而成。文字以咒文和祈愿文为主，图像主要是格萨尔题材和佛教题材。

文物点名称    　　　　经度    　　　　纬度    　　　　海拔高程
松格玛尼石经城    东经98°37'17''    北纬32°52'43''    　3859米
　　根据藏文文献记载，石经城最早为一堆嘛呢石，和一个塔（图21）。约于公元10世纪，格萨尔的叔叔晁同在与霍尔人的大战中出卖了格萨尔的两员大将——军师阿柯西奔之子诺姆日达和甲察之弟容查玛勒，致使两人在恩德尔红山阵亡。为了表示忏悔和对战死亡灵的超度，晁同堆砌了嘛呢石堆和佛塔(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惩罚晁同，限他在七日之内建成嘛呢堆和塔)，久之被风沙淹没(也有说是由于下陷后被风沙淹没)而不为人所知。数百年之后即18世纪，普康寺的创始人白玛仁钦因缘巧合发现了原嘛呢堆旧址，遂在此地四面立下四个堆垛，发心就地建立嘛呢城。后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今日之规模。根据这些口耳相传的历史，我们把石经城的历史以白玛仁钦为界分为两个时期:白玛仁钦以前的时期和白玛仁钦及其后的时期。

　　　　松格嘛呢石经城的构筑全部用嘛呢石片而没有任何框架作支撑，石片间不用任何黏结材料，用石千万块，历经数百年之久而不倒，从建筑技术角度来看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图20）。
　　接下来，考察团在俄热寺洛桑丹真活佛的热情邀请下，考察了俄热寺现存的寺院建筑和正在建设的俄热寺寺院博物馆及寺内所藏文物。俄热寺是公元1818年由噶让、江登巴建于朵康地区的扎溪卡草原——石渠蒙宜乡蒙格村，距今近200年历史，属黄教格鲁派寺院。第四世班禅洛桑曲吉坚赞曾经赐予该寺寺院封印、公文并恩赐主持贡智活佛为“如意宝大师”以及“法王”称号同时赐予册封文书及印章。
　　俄热寺寺藏文物十分丰富，仅铜质佛像就有一千多尊，包括度母像，罗汉像，还有精美的绘画唐卡，年代从12-19世纪，包含了各个时期的精品。
　　其中有一个度母像最为特殊（图22），这件度母像的风格是第十世噶玛巴确映多杰 Choying Dorje(1604-1674) 独创，也是他标志性的作品，极为难得，目前在川西北地区发现仅此一件，显得弥足珍贵，也更显示出俄热寺在这一地区的至高地位。

　　本次考察足迹遍布石渠县境内金沙江、雅砻江流域新发现的吐蕃石刻，为唐蕃古道走向和路线的考证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南线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蕃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尤其为青藏高原早期佛教本土化造像的讨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其中近年所发现的吐蕃时期摩崖造像，是近年来少见的考古重大发现，已在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和藏传佛教美术史界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反响。新发现的吐蕃石刻群数量多、题材丰富、价值高、保存状况良好，这是四川省境内首次发现成片的吐蕃时期石刻，石渠县也因此成为我国现存已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分布密集、数量最多的县之一，“唐蕃石刻考古”也被评选为“2013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次考察，藏研所的各位同事不畏高海拔地区高寒缺氧的恶劣气候，由始至终顺利地完成了原定的考察项目，提高了业务水平，也提高了在高海拔地区考察工作的实战经验。为下一步我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进一步参与调查川、青、藏地区藏传佛教文物遗存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

部分图片文字参考了以下论文：
1.王婷；李宏；土登若巴；建英；江聪；代兵；曾国梁；冯晓路；曾令玲；：《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 四川文物2013年06期
2.于春：《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 》四川文物 2006年03期
3.《四川石渠发现吐蕃石刻群遗存》 光明日报2013-10-10
4. 席琳：《吐蕃时期禅定印毗卢遮那图像与禅宗关系研究 文博2015年05期
5.罗文华； 姚军：《四川石渠县松格嘛呢石经城调查简报》 文物2006年02期
6.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 考古学报2011年03期西汉高祖四年（前200年），萧何在未央宫正殿北（今西安市未央区柯家寨村西）建造国家藏书机构，以收藏入关所得秦之律令、图籍。其下砌石为渠以导水，因称“石渠阁”。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太子太傅萧望之，诸儒韦玄成、施雠、梁丘临、戴圣、刘向等，于阁内讲五经异同，增立博士。至成帝时藏秘书于此。此后，“石渠”便成为皇家收藏图书典籍之所的专称。　　2013年10月23日成立的故宫研究院是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创新的机制接纳国内外学术界热心于故宫学术研究的人才，与院内的专家学者共同构建的高端学术研究平台。故宫研究院成立后，将深入开展对明清宫廷文化和院藏文物、档案的研究，组织实施国家和我院的重大科研课题项目，搭建两岸故宫的科研合作平台，在国内外积极开展博物馆馆际之间和与高等院校以及科研院所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不断培植新生的学术力量，以此全面带动学术研究、展览和出版等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努力成为文博界学术研究的重镇。<br>　　故宫研究院下设一室一站四所五中心，即研究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故宫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明清档案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部，并联系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古建筑研究中心，在我院初步形成覆盖全面、专业突出和梯次完备的学术团队。中国佛教两大派系之一，形成于藏族地区，发展、传播于藏、蒙、土、裕固、纳西等少数民族地区，是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佛教。 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几代赞普支持佛教，翻译佛经，创建桑耶寺，佛教有了初步发展。 9世纪中叶，朗达玛上台兴苯灭佛，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10世纪后期佛教又从阿里和多康地区复兴，根据不同的佛法传承，形成宁玛、噶丹、萨迦、噶举等众多教派。元朝以后，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在中央政府扶持下曾先后取得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统治权。藏传佛教中有由《丹珠尔》、《甘珠尔》两部分组成的藏文《大藏经》，其寺院组织严密，学经制度健全，修行上“显密并重”。以无上瑜伽部密法为最高最深之法。 　　　　　　　　　金沙江，其为长江之上游，发源自青海，流入云南境内始称金沙江。黄河，中国的第二大河，起源于青海省，在山东省北部汇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24万平方公里。长江，中国第一大河，发源于青海省，流至上海入东海，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因江上风帆及众多名胜古迹点缀其间，故有“历史画廊”之称，为诗人和画家们常用的创作题材。文成公主（？— 680年），唐朝宗室女。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使者至长安求婚，唐太宗慨然应允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贞观十五年（ 641年）公主赴藏完婚。文成公主知书识礼，博学多才。她在入藏时带去了乐队和许多工匠、家具、绸缎、经籍、谷物种子等，使中原的生产技术、科学知识陆续传入吐蕃，在沟通汉藏两族人民情谊，促进中原和藏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后世藏族人民对她十分崇敬，大昭寺内塑有她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公主柳传说是她亲手所栽，她的事迹在藏族民间家喻户晓。 　　　　　　　　　　　　　　　菩提萨埵之略称，为十界之一。即指以智上求无上菩提，以悲下化众生，修诸波罗密行，于未来成就佛果之修行者。亦即自利利他二行圆满、勇猛求菩提者。 　　　　　　　　　　　　　原为古印度男子的一种服饰，《大唐西域记》卷二中便有“横腰络腋”的记载，后为佛教所吸收，成为佛像的一种装束形式。络腋既有用丝或布制成的，也有用兽皮制成的，一端搭于肩部，从身前绕过，束于另一侧腰间。又称全跏坐，正跏坐，是各种佛像中最常见的一种坐法。结砌趺坐的姿式是以左右两脚的脚背置于左右两股上，足心朝天。佛教认为这种坐法最安稳，不容易疲劳，且身端心正。相传释迎牟尼在菩提树下进入禅思，修悟正道，采用的就是这种坐姿。在平面上雕出凸起的纹饰或物象的一种雕塑。按凸起高度的不同，可分为高浮雕、深浮雕、浅浮雕等，也有几种雕刻技法结合使用的形式，多见于高精繁杂的雕刻作品。 　　　　　　　　　　　金刚萨埵，主一切如来金刚法印，经中谓为一切众生菩提心之本，以其心性坚固如金刚故名，也称金刚菩萨、金刚心菩萨等，其与显宗之普贤菩萨异名而同体。教典中谓密宗之发生即自龙树菩萨亲受金刚萨埵之传授而始。密宗普遍认为修习金刚萨埵法门可止一切恶念，能破一切烦恼，能生无量福智，尤其修行密法者须供奉金刚萨埵，习诵其咒语，如此则修行者在修法中偶有失误亦不会为诸尊护法等所责罚，因此各派皆视之为本尊加以供奉、修持。明妃约有二义：一以教理，所谓能破愚闇烦恼故曰明，能生一切之功德故曰妃，即陀罗尼之别称；二指佛或本尊悲智双运之配偶，是智慧之象征，亦可称佛母，通常在与本尊一同出现时称明妃，以侧重其主尊之法侣的神格身份。藏传佛教中如五方佛大日如来之明妃金刚界佛母、阿閦佛之明妃佛眼佛母、宝生佛之明妃无我佛母、无量寿佛之明妃白衣佛母、不空成就佛之明妃救度佛母等较为常见。　　说法即宣说佛法，以化导利益众生。与说教、说经、演说、劝化、唱导等同义。藏传佛教主要的教派之一。“格鲁”意为善规，因该派主张僧人应严守戒律和修行次第而得名，亦俗称“黄帽派”、“黄教”。该派奉宗喀巴大师（1357--1419年）为开派祖师。永乐七年（1409年）正月，宗喀巴在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下，于拉萨大昭寺举行了万人祈愿法会，同年又在拉萨东北兴建甘丹寺，并自任住持，是为格鲁派形成之标志。后西藏之达赖、班禅及内、外蒙古之章嘉、哲布尊丹巴等四大活佛转世系统皆属格鲁派。该派教理上继承阿底峡所传之龙树的中观思想，主张缘起性空。修习上止观并重，尤其强调戒律为佛教之本。此一派至明清时渐为西藏佛教之正统，并为朝廷所重，一直掌管西藏地方政教大权。 　　　　　　　　　　　　　梵文Arhat的音译阿罗汉之简称。又译为“应真”，或又称“尊者”，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小乘教修行的最高果位。罗汉受佛之嘱，常住世间，守护佛法，“得一切世间诸天人供养”。 罗汉像最初是依照佛教经典所造，侍立在释迦两侧的比丘（和尚）像，即阿难、迦叶。后又创造出十六、十八和五百罗汉像，有木雕、泥塑、石刻，以及铜和铁的金属铸造，也见于绘画和织绣。 南朝梁天监时画家张僧繇曾画十六罗汉，见《宣和画谱》。自唐初玄奘译出《法住记》，十六和十八罗汉像逐渐盛行。传唐代卢楞伽画有十六应真，五代贯休和张玄都曾画十八罗汉像。杭州烟霞洞五代时有十六罗汉像，经宋人添加了神僧和布袋和尚（俗称大肚弥勒）。寺庙中也盛行十八罗汉像的供奉。亦称布画，是西藏特有的艺术作品。可以彩画、刺绣、堆绫等多种艺术手法创作。彩画作品使用矿、植物颜料，调以动物胶、牛胆汁等，以保持色泽鲜艳，久不褪色。作品四周镶以锦边，上下贯以木轴，以便于悬挂供奉和宣讲。题材有佛、菩萨、佛母、护法金刚、高僧、祖师传记等，现代作品也有反映民间风俗者。其形式一般为方形，尺寸小至一尺，大至一丈或几丈见方。又作造象。古时为生人、亡人或己身祈福，多于僧寺或崖壁间镌石成佛像，亦有以金属铸造佛像者。所造佛像称之为造像。 　　　　　　　　　　　　考古学属于社会科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在各种活动中所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是以双手仰放下腹前，右手置于左手上，两拇指的指端相接。这一手印表示禅思，使内心安定之意。TAG标签耗时：0.021649122238159 秒